通过宏基因组测序和定量PCR技术的研究揭示,非小细胞肺癌患者的肺部真菌群落呈现显著改变。相较于正常组织,患者表现出更复杂的真菌互作网络及更高的群落多样性,其中树状链格孢菌(Alternaria arborescens)在恶性组织中呈现特异性富集。近期一项基于鸟枪法宏基因组测序的研究发现,聚多曲霉(Aspergillus sydowii)在肺腺癌患者中显著增加,该真菌通过抑制细胞毒性T淋巴细胞活性,促进免疫抑制微环境形成从而加速肿瘤进展。值得注意的是,针对50例肺鳞状细胞癌患者的分析中,有6例检测到芽生菌属(Blastomyces)的DNA片段。进一步研究显示,吸烟者的肺癌组织内伞菌纲(Agaricomycetes)和曲霉属丰度显著高于非吸烟者。通过ITS1测序对6例肺癌患者的分析表明,肿瘤组织与唾液中马拉色菌属(Malassezia)多样性同步增加,提示支气管与口腔真菌群落间可能存在交互作用。

胰腺癌

  胰腺导管腺癌(PDAC)患者呈现独特的真菌分布特征:肠道真菌α多样性显著升高,而肿瘤组织中马拉色菌属与链格孢菌(Alternaria alternata)富集程度可达正常组织的3,000倍。动物模型研究表明,真菌可经肠腔易位至胰腺,其中马拉色菌的定植具有促癌特异性——清除真菌可抑制PDAC进展,而重新引入该菌(而非念珠菌、曲霉或酵母菌)会加速肿瘤发展。其机制涉及马拉色菌细胞壁中的甘露糖结合凝集素配体,可通过激活补体凝集素通路促进肿瘤恶化。此外,该菌与链格孢菌还能通过分泌IL-33介导免疫调节,共同推动胰腺癌进程。

  口腔菌群分析显示,PDAC患者曲霉属和枝孢菌属(Cladosporium)丰度显著升高且多样性降低。两项独立队列研究进一步证实,口腔念珠菌感染与PDAC风险呈正相关。这些发现凸显了特定部位微生物群落与宿主组织的互作在肿瘤发生中的关键作用。

其他肿瘤

  泛病原体芯片技术鉴定出卵巢癌特异性真菌特征,其肿瘤菌群呈现显著失调。枝孢菌属、枝顶孢属、肺孢子菌属等11个菌属在全部卵巢癌样本中均有检出,而红酵母属、地霉属等4个菌属的检出率超过95%。值得注意的是,地霉属在对照组中虽存在,但其丰度显著低于癌组织。

  膀胱癌患者肠道菌群α多样性升高,粪便样本中酵母菌目、银耳目和肉座菌目为优势菌群。黑色素瘤研究亦发现,患者粪便真菌多样性(尤其是酵母菌目)显著高于健康人群。

  白色念珠菌(C. albicans)被发现与头颈部鳞癌(SCC)的发生发展密切相关。在口腔鳞癌(OSCC)样本中,该菌显著富集且伴随整体真菌多样性下降。其促癌机制涉及IL17A/IL17RA-巨噬细胞信号轴的激活。

跨器官互作的共享真菌

  真菌具有跨器官调控宿主免疫应答的能力,可引发炎症反应并增加人类疾病易感性。肝细胞癌(HCC)患者粪便样本中白色念珠菌(C. albicans)的异常富集提示,肠道来源真菌可能通过迁移至肝脏参与致癌过程。值得注意的是,肠道内白色念珠菌与糠秕马拉色菌(M. furfur)的共存状态可显著影响肝脏肿瘤的体积与重量,证实了器官间真菌调控网络的存在。胰腺组织中马拉色菌属与肠道的同源性分布进一步印证了真菌易位在肿瘤发展中的关键作用。尤其值得关注的是,胰腺导管腺癌(PDAC)患者粪便真菌载量升高,且小鼠模型中重新定植马拉色菌可加速肿瘤进展,这为肠道真菌群与胰腺肿瘤的直接关联提供了实验证据。

  PDAC患者唾液样本中曲霉属和枝孢菌属(Cladosporium)的显著升高,揭示了口腔真菌群对胰腺癌发展的潜在影响。在肺癌领域,患者唾液与肺组织内同步检出的马拉色菌属,提示口腔与支气管菌群间存在真菌迁移通道。类似现象在乳腺癌中亦有体现:皮肤来源真菌如球状马拉色菌(M. globosa)和限制性马拉色菌(M. restricta)在乳腺肿瘤组织中被检测到,暗示皮肤真菌可能通过易位至乳腺组织调控免疫微环境,进而促进肿瘤进展并与患者生存率下降相关。

  系统性分析显示,念珠菌属、曲霉属、枝孢菌属及马拉色菌属等真菌在结直肠癌、前列腺癌、乳腺癌及卵巢癌中普遍存在,提示其可能发挥系统性作用。其中,白色念珠菌作为多种肿瘤中的优势菌属,可能通过免疫调节或直接与宿主细胞互作参与致癌过程。这些真菌在多个器官中的广泛分布,反映了其强大的组织适应能力及对免疫应答或组织稳态的潜在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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